國家級重點學科

最早“三農”問題研究學科

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

學科交叉滲透培養

當前位置:首頁 > 農發動態 > 觀點&智庫 > SARD爭鳴 > 正文

孔祥智:對農民合作社的非議從何而起

時間:2019-02-28

長期以來,學術界和社會上就存在著對于合作社的一系列負面議論,諸如“假合作社”“空殼合作社”等,甚至有人提出了“假合作社”的比例。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截至2018年9月底,我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3.8萬家,入社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8.5%,平均每個村3—4家合作社。按照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判斷,“農民合作社是帶動農戶進入市場的基本主體,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新型實體,是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的有效載體”。新世紀以來的15個中央一號文件,都對合作社發展進行了具體布署。201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第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突出抓好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不斷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充分肯定了合作社的作用。

  長期以來,學術界和社會上就存在著對于合作社的一系列負面議論,諸如“假合作社”“空殼合作社”等,甚至有人提出了“假合作社”的比例。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合作社的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龍頭企業的夾縫中成長起來的。20世紀90年代,始于山東諸城的“貿工農一體化”以“農業產業化”為名迅速在神州大地開花結果,“公司+農戶”模式逐漸形成。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農村出現的產業化經營,不受部門、地區和所有制的限制,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這樣做,不動搖家庭經營的基礎,不侵犯農民的財產權益,能夠有效解決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市場、運用現代科技和擴大經營規模等問題,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市場化程度,是我國農業逐步走向現代化的現實途徑之一”。

  農業生產區域化、專業化格局的形成得益于農業產業化政策的推行。但是,這一模式存在著天然的缺陷,就是企業和農戶之間缺乏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二者由于分別屬于買和賣兩個環節,因此處于矛盾的對立面。為此,雙方都進行了不懈探索,終于找到了緩解、調節矛盾的中介組織形式——農民專業合作社。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以下簡稱《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以來,合作社的確起到了聯結企業與農戶、調節二者之間利益關系的重要作用。一些企業還在發展過程中汲取了合作社經驗,逐漸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龍頭企業發展之路,即企業合作社化。

  通過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聯合社,與龍頭企業對接,能夠保護農民利益。當然,合作社或者聯合社要想與龍頭企業對接,首先需要自身力量強大。這就要求合作社發展必須要提高為成員服務的水平,使成員在互助和服務中創造更多的價值。現實中,合作社在產前、產中、產后三個環節都能夠為成員提供社會化服務。

  新世紀以來,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現代農業建設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都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實際上,能夠對成員有明顯帶動作用的大體只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基本沒有發揮作用或者已經趨于倒閉的占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三分之一介于兩者之間。由此可見,我們并不能以偏概全,既不能認為所有的合作社都在發揮作用,也不能認為所有(或者80%以上的)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空殼合作社”。

  對合作社產生非議的原因在哪里

  事實上,即使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也有相當一部分基本沒有運作或者運作一段時間后由于各種原因趨于沉寂甚至倒閉。此外,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社會團體中,比如協會、學會等,也有相當一部分很少開展活動甚至基本沒有活動。那么,人們對合作社的非議來自哪里呢?

  一是政府把合作社作為承擔農業政策的重要主體,合作社接受了相應的項目資金或補貼。《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國家通過財政支持、稅收優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產業政策引導等措施,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這就使全社會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性、帶動性等給予了更高的要求。盡管各級政府都規定了合作社承擔項目或享受相應優惠政策的標準,但由于以權謀私現象的出現,使得一些不符合條件的合作社承擔了農業農村建設項目或者享受了政策優惠。少數合作社也千方百計地拉關系、走后門,希望得到政策優惠或者財政支持。

  盡管上述現象客觀存在并且難以完全避免,但農業農村項目或政策執行主體的確定都必須設定嚴格的條件和標準,而且要具有嚴格的監管和審計程序,不符合標準的合作社很難進入。目前,全國各級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社共有近20萬家。國家級示范社的標準共有5大方面,即民主管理好、經營規模大、服務能力強、產品質量優、社會反響好。其中,每一方面都設置了硬性標準,如“經營規模大”要求“經營規模高于本省同行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平均水平”,而對于農機合作社,則要求“擁有農機具裝備20臺套以上,年提供作業服務面積達到1.5萬畝以上”。從嚴格意義上講,納入各級示范社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都是規范且帶動能力較強的。

  二是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某一農業農村項目,要求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比如,為了實現精準脫貧,一些貧困縣要求每個村都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以適應“三變”的要求,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這樣的合作社當然是不符合相關規定的,一些農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成為了合作社成員,而且也不是每個合作社都能正常開展經營活動。目前社會上所謂的“假合作社”“空殼合作社”多指這類合作社。

  三是合作社多元化目標引起的混亂認識。國際合作社聯盟通過的《關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指出,合作社是由自愿聯合的人們,通過其共同擁有和民主控制的企業,滿足他們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需要以及理想的自治聯合體。在這個定義里,盡管明確了合作社的企業性質,但同時認為合作社不同于一般企業,是一個能夠滿足成員多元化需求,即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理想的自治共同體,為合作社發展規定了多個目標。從歐美國家來看,新一代合作社的興起實際就是對多元化目標的摒棄。在發達國家,一個國家的一種農產品主要由一個或少數幾個合作社壟斷經營,無論農民還是合作社都在追求經營效率,即經濟目標,其他目標從屬于經濟目標。

  而在中國,合作社從來就是實現理想的載體,上個世紀50年代合作化運動時期是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因此,面對同一個合作社,從經濟角度,由于規模過小,因而產生了“空”的印象;從社會文化角度,由于不能完全滿足民主管理的要求,因而產生了“假”的印象。但實際上,能夠滿足所有目標要求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偶爾出現這樣的合作社,也很難發展下去。我們應該看到國際合作社發展的大趨勢,對于合作社的認識和要求應該回歸到其本源上來,即合作社就是一種企業——投資者所有、投資者受益的企業,也就是“民辦、民管、民受益”。

  正確認識合作社需要去除“本本主義”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絕大多數是異質的,比如出資的異質性、交易量的異質性、個人經歷的異質性等,因而每個成員對合作社的貢獻差異較大。一方面,從出資角度來看,大多數合作社都是由少數成員出資。盡管法律在具體條款設計時體現了這一特征。比如,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大會選舉和表決,實行一人一票制,成員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決權。出資額或者與本社交易量(額)較大的成員按照章程規定,可以享有附加表決權。本社的附加表決權總票數,不得超過本社成員基本表決權總票數的百分之二十”,就是在決策時體現了對部分出資額或交易量(額)較大成員利益的保護。“可分配盈余按成員與本社的交易量(額)比例返還的返還總額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返還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員賬戶中記載的出資額和公積金份額,以及本社接受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和他人捐贈形成的財產平均量化到成員的份額,按比例分配給本社成員”,即在分配時體現對出資額和交易量(額)較大成員利益的保護。但當一個合作社的出資人是少數成員時,上述20%的附加表決權和40%的資金分配權能夠體現出資的貢獻嗎?

  另一方面,完全沒有出資或者僅僅象征性出資的成員憑什么按照交易量(額)參與盈余分配呢?這本身在邏輯上就很難說得通。好在中國農民在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過程中采取了實用主義做法,按照包括出資、交易量(額)在內的各種貢獻綜合考量后進行決策和分配,因而很多合作社突破了上述20%和40%的限制,或者有更加合理的決策和分配方式。

  此外,中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構成非常復雜,既有上面談到的以異質性為主,更有農機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三變”政策框架下以多種資源入股的合作社等,無法完全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框架進行運作,只能由成員根據《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進行變通。因此,如果我們在觀察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時,完全按照現行法律的“本本”生搬硬套,甚至以羅虛代爾原則作為標準進行衡量,那得出的結論一定會是南轅北轍,最終必定會損害農民的利益,遲滯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因此,評價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切忌“本本主義”的思維方式。

浙江6十1开奖号码查询